近代上海的形象主要是被西方人建构的，符合西方人或西化论者的趣味。事实上，洋人是近代上海的真正主人，而广大华人则是受压迫和受奴役的。这也决定了近代上海与中国的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它对于中国而言是“脱嵌”的，其繁荣是畸形的繁荣，是寄生在中国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改变世界”。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业，在改变上海城市特质和面貌上能够获得鲜明的例证。

　　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召开地、革命运动的发生地和革命事业的中转地、很多员和革命烈士的牺牲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试验地和示范地、党的目标的先行实现地。在此意义上，上海确实是中国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而中国对于上海的意义，在于党领导上海人民，依靠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把一个光怪陆离、四分五裂的旧上海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前景光明的新上海，实现了上海城市主体性的重建和上海的浴火重生。

　　在20世纪末持续至今的“上海热”中，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代上海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现代（摩登）、多元、开放、文明不吝赞美之词，肯定上海在民国所谓“黄金十年”中的发展成就，怀念当时上海作为远东大都市的大师云集、文化发达和国际风范；有学者对近代上海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黑帮横行、唯利是图、贫富分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学者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在上海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市动、左翼文化运动和地下活动，揭示了近代上海的“红色”面相。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对近代上海不能简单下断语，而应注意其复杂性和丰富性：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很难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遭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关于近代上海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论说，与那种全面肯定或一味贬低的观点相比，无疑是一种持平之论。但是，仅仅停留于或过分强调乃至夸大这种复杂性或丰富性，也容易让人局限于细枝末节而看不到主流、大端和大势，而失去对历史真相的把握。对上海做全面深入的研究，需要透过其复杂性和丰富性，而看清上海这座城市在不同时期统一的主体性及其前后变化。

　　一座城市的主体性关系到城市的国家归属、领导力量、主导人群和制度特质，它要回答的是谁的城市、何种城市的问题。城市的主体性决定了城市的独特性和无法替代性，是城市特质的主要来源。

　　透过近代上海的城市复杂性和丰富性，比较上海的“两面”，人们仍旧能看出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进而把握近代上海的城市主体性。在19世纪末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上海与中国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主宰上海的一直是洋人、富人、冒险家、帮会头目、士绅等，社会文化上则呈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态势，所以上海曾被当时的洋人称为“魔都”，黑、黄、赌、毒、丑、骗、落后、反动、野蛮等因素四处充斥，而与其相反的积极、进步、文明因素则受到压抑，中国在上海的很多活动不得不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正因为如此，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到鲁迅、茅盾、郑振铎，都做过绘声绘色的“上海批判”。

　　1921年中国在上海成立，以及随后发动和领导革命活动，给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而成的上海文化注入了红色革命文化的血脉。中国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不仅仅只是增加了上海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中国与其他政党不同，是以改造国家、社会和世界，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为其宗旨和使命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文化，并非和其他文化可以等量齐观的都市文化中的一种，而是具有改变都市文化乃至整个城市主体性的一种决定性的能动的文化力量。当中国1949年接管上海时，蒋介石集团并不相信能治理好上海这个他们留下的“烂摊子”，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在等着看的笑话，就连苏联老大哥也对中国能否应对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挑战存在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上海局势，并展示出了较强的改变上海城市面貌并重建城市主体性的能力，让国内外各种势力对中国刮目相看。

　　近代上海曾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表面上看来，这是赞叹上海的繁华、现代（摩登）、浪漫，但这也代表着，近代上海的形象主要是被西方人建构的，符合西方人或西化论者的趣味。事实上，洋人是近代上海的真正主人，而广大华人则是受压迫和受奴役的。这也决定了近代上海与中国的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它对于中国而言是“脱嵌”的，其繁荣是畸形的繁荣，是寄生在中国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1843年上海开埠后，无论是早期的华洋分处还是后来的华洋杂处、共处，洋人的地位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享受超国民待遇。1845年租界设立后，中国政府对租界没有行政管辖权、税收权、司法权、教育权，租界与相关外国政府的关系虽不是殖民地与外国宗主国的关系，但洋人的高人一等、高高在上是毋庸置疑的。1916年，公共租界的公家花园（现黄浦公园）颁布了五条规定，写在告示上，其中第二条说“狗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紧跟着的是第三条“华人不得入内”，除“伺候白人的中国佣人”外。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和侮辱性的告示，不过是当时上海洋人与华人关系的一个缩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外国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在上海肆意妄为、横行霸道。“深目隆鼻、金发碧眼的外国殖民者成了上海真正的太上皇。他们不仅通过强行建立的两块租界，掌握着上海主要部分的实际统治权，而且通过常年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新式军舰和驻扎在租界的正规军、万国商团的武力威胁，强迫中国的地方行政当局服从自己的旨意，或者与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上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样的情况，即使在1945年蒋介石政府接收租界后，仍然未有根本改观。

　　上海解放后，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府废除了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洋人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教会的权力，没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巧取豪夺的大量资产，并通过对文教系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建以及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这种“统”和“收”的工作表面上看破坏了旧上海的多元和开放，其间也存在着某些过火的做法，却是上海再中国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唯有如此，上海才能从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各国势力在华的“跑马场”、外国在华利益的“输出地”，开始真正成为“中国的上海”。

　　“中国的上海”意味着改变上海与中国的脱嵌状态，使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真正嵌入中国，成为中国的内在部分。1949年5月，中央华东局迁至上海，直接领导上海工作，开始建立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在行政上，1950年1月，上海被划归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改为华东行政委员会）管理，1954年8月华东行政委员会撤销后，上海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

　　在经济上，“中国的上海”开始落到实处。上海是一座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工商业城市，粮食、副食品、棉花等农产品，煤炭、石油等工业原材料，都有赖于进口。但解放初期的上海面临着美国的残酷封锁、蒋介石集团的狂轰滥炸、敌特的扰乱破坏和奸商的囤积居奇，城市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迅速从全国调集物资，支援上海。“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当年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一举措，使上海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迅速得到改观，社会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让外国人惊叹的“上海奇迹”。

　　1953年一五计划期间，上海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前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和蒋介石集团“”的图谋，从国防安全考虑，上海未列入重点建设地区，不建新厂，也不做重大改建、扩建。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上海经济潜力的发挥。1956年后，中央指示要从长计议，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随后上海确定了“充分的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逐渐打破了原来的限制，陆续建起一批新的标志性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培育了较强的工业生产能力。

　　为了拓宽上海的发展空间，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与崇明10县划给上海，上海市域面积从600多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大到5800平方公里。这是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下跨区域的统筹协调，极大增强了上海发展的潜力。

　　全国支援上海，换来了上海支援全国、上海与全国各地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到200亿元左右。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直接为鞍钢建设工程协作生产的就有30个工厂，78种产品；长春第一汽车厂需要的43种产品，西北油田需要的400多种机械配件，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官厅水库等十余处水利工程的40套闸门和100余台启闭机，都是上海生产的。这一段时期，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设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不仅为全国各地提供产品、设备和技术资源，还提供人才支援。“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设人才，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50万人左右，当时调往各省市的技术工人约占全市技术工人的五分之一，技术人员约占全市技术人员的六分之一。当年所有重点工程的建设过程中，都有上海前去支援的职工挥洒的劳动汗水。60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布局，约有1000家工厂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内地；1964年以后，迁厂数量就更多了，包括支援全国三线和安徽南部地区进行后方基地（小三线）的建设。上海许多具有特色的照相、理发、服装、饮食等商店，这一段时期也陆续迁往内地，为兄弟省市的广大群众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上海在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才教育培训上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除北京之外的另一个科技和教育中心；上海还为国家贡献了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海作为“中国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一句“上海是中国的王牌”启动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与近代上海混乱无序的多元开放不同，90年代以后的上海改革开放是在中国领导下的自主、有序、可控的开放，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以我为主”的开放。1992年十四大正式制定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即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腾飞。后来又根据形势发展，加了一个航运中心，变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战略。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现代化的示范城市、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的地位得到逐步加强。在云南、西藏、新疆的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中，上海也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被赋予“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国家定位，在“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又被赋予科创中心的使命，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在服务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的上海”基础上，上海将超越纽约和巴黎，成为“世界的上海”，成为引领中国和世界的全世界城市，这是中国在新时代所描绘的“新上海”。